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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这个街坊的康平路一侧，有康平路２０３弄，这应该是我最熟悉的地方了。203弄建于1940，距今整整68年了，虽然世事变迁，物是人非，弄堂底住着的一个老太太依旧记得当年与她一道居住在这里的一户户人家，甚至是后来那些人家或没落或远离的经历。
初夏的弄堂里依旧有夹竹桃，石榴花和蔷薇从院墙路探出来，像从前一样。
９号院子里的玉兰树还是枝繁叶茂。从前，每年春天玉兰花开的时候，总会央求毛弟弟从他家三楼的阳台上伸一根竹竿出去敲落几支花骨朵，捡了养在牛奶瓶里，一夜功夫，白色的花瓣舒展开来，房间里就有了淡淡的香气。毛弟弟是个文弱的男孩子，淮海路重庆路那家有名的照相器材店是他家的产业。他也不姓毛，只是弄堂里老老小小都叫他毛弟弟。后来他出国了，他的父母也搬去和他姐姐同住，９号的房子租给了别人。
１１号从前的主人没有子女，夫妻两个过世后房子就归了房管所，现在住着好多户人家。虽然看着破旧，倒是保留着当年的风貌。好过那几幢被新富人买下的房子，被折腾得惨不忍睹。
１０号也再次易主了。４９年前，原主人匆忙将它出卖。后来，弄堂里的人都认得了大头小头兄弟俩。他们都是在10号出生的。小头是个残疾孩子，脑袋只有黄金瓜大小，他的弟弟大头其实脑袋并不大，只因有了大头哥哥，自然被叫做了大头。小头只是长得奇怪，举止似乎也算正常，因为比我年长好多，所以无从晓得他读书是否有障碍。大头却老是会惹事生非，时不常地的闯下些大祸小祸，记得有年夏天，他的妈妈不得以把他送去庙里。不晓得他是否修得清静一点，后来，他们家却是有身着袈裟的出家人出入。前些年，大头小头的父母年纪大了，惦记着两个儿子将来的生活，又卖了房子。据说现在搬去了曹家渡。
从前，孩子们也会在父母的安排下学习音乐的，为了陶冶性情更为了躲避上山下乡的命运。当年条件有限，２０３弄的孩子以学小提琴的居多。夏天的时候，从傍晚到夜里，总有练琴的声音从人家的窗口飘出来。许多时候都是生涩难听的，偶有悦耳的片段。每个礼拜建勋舅舅会来教我，无奈，我不是个有天分的好学生，同时，还很不用功。可怜的老师只好不时的贿赂我糖果冰砖，可坏学生并不稀罕，除非可以荡在他的脚塌车上在弄堂里兜一圈再兜一圈。依旧记得，他的脚踏车的车铃与众不同，是个小小的电喇叭。
一个没有天赋的孩子的音乐人生终于还是划上了句号。不过也不是毫无收获，至少，在那么年轻的时候伊已然晓得艺术不属于所有人，人人可以欣赏把玩的不是艺术。
拿起画笔好像比学琴要自然好多，老师是妈妈的老友。年轻的时候她们曾在同一个老师门下学画，后来，妈妈成了建筑系的学生，宝珠阿姨做了职业画家。基因真的很强大，对形，光线和色彩的敏感远远超过了对音符和节奏的感受。于是，石膏，静物在我的眼里不再平凡而乏味，而是充满了趣味而生动起来。许多个午后，就静静的伴着画笔度过了。原来教我玩弹皮功斗蟋蟀的男孩子也成熟起来，会带我去黄陂路的上海美术馆看画展了。印象最深的是某年的夏天，看香港女画家Ｐａｔ Ｓｔｅｗａｒｔ的个展，年轻画家对人物的刻画令我着迷。色彩的浓淡，形态的虚实还有光影的效果。
（九）
２０３弄一直都没有住过老多人家，但和我同年的孩子却是不少。到了上学的年纪，都成了一个班级的同学。那个时候一会儿春季班，一会又是秋季班，小学居然都有７年级。大孩子不毕业，小朋友就没有教室上课，于是，我们一年纪两个班只好在爱棠新村的一幢房子里上课。大概是适应不了坐在冰凉的教室，我的一年级病假的天数几乎超过正常上课的时间。和地段医院的程医生的相熟程度也几乎超过了班主任。程医生是天平路地段医院的内科医生，每次伤风感冒或是气管炎发作都会去她那里报道。她住在弄堂底的１５号，有个侄女是我的同学。不记得当年是先认得姑姑还是侄女。
程是个秀气的古灵精怪的小姑娘。父母不在上海工作，她借住在爷爷家，由一直独身的小姑姑照顾。小姑姑常年戴一副秀朗架的眼镜，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衣服全换过。家里还有个二姑姑，据说是受过刺激，一直都是寡言少语，瘦弱而忧郁。还有个表哥，和她一样也是借住在这里读书的。不过他是大孩子了，只有心情好的时候才来搭理我们。家里两个阿姨，一个做所有的家事，一个负责照料爷爷。
爷爷年纪很大了，一直都是坐在轮椅上，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家里那个胖大的阿姨照料他的全部生活。她胖且白，活象无锡大阿福，庞大的身躯足有三个爷爷那么大。她的嗓门大，脾气也大。哪天她不高兴了，大家都要看她的脸色。记得吃蛋糕的时候，那块最大的总是她的，爷爷只吃最小的一块还是去掉奶油的，当然，那切下来的奶油总是归了她的。过了许多年，我才晓得，爷爷原来做过那间一条马路外的有名的大学的校长。
和程一样，９号的樊也是借住在外公外婆家的。读到４年级的时候爸爸妈妈把他接到身边，不久，全家一道调回上海，只是不再住在２０３弄了。后来晓得，从上海去父母工作的城市时他还跳了一级，回来后也比我们高了一级。
从来没有搞清楚过２０３弄的门牌号到了弄堂底哪能就乱了。弄堂的左侧到底是１５号的大花园，这是弄堂里最大的花园了，一墙之隔就是广元路的弄堂了。右侧是一排联体的三层洋房，门牌号跳跃，有２０号，２８号，４０号。。。２８号的刘也是随祖母一道生活的，基本上小小班都是在他家一楼的客厅开的，宠爱他的祖母还要容忍７，８个孩子的吵闹。天气好的时候，孩子们会把桌椅搬到花园做功课，讲是做功课，更多的时候是在打打闹闹中度过的。刘是个闷皮的孩子，骨子里非常捣蛋，有一阵不晓得使的什么手段，老是从他在教育学院工作的孃孃哪里搞来各种卷子。他的小妹妹就成了他的通信员帮他在同学中传递卷子，颇有地下活动的样子。隐隐约约也晓得这样的做派是不能让老师晓得的，但每次收到刘妹妹送来的卷子总要偷着乐一会的。初中的时候我们还在一个班，不过那时已经不讲话了。。。
（十）
203弄的对面是一排孟厦顶的小楼，沿着围墙右转，就是天平路了。老早，天平路和康平路的西北角还有间华光中学，和南模中学一墙之隔。不过，大家都晓得华光远不是最推板的学校，交大后面，过了虹桥路铁道，有间文治中学，那才是传说中的最差的学校。如今，华光已经没有了，校园也归了南模。比起我们读书那会儿，南模也早已旧貌换新颜了。只是我还牵记从前门口的那架紫藤还有图书馆前的那颗木香。。。
记得每到春夏之际，下午上课总要打磕睡，那种欲睡而不能的苦恼至今还不能忘记。这个时候是需要一些突发事件来刺激大家的神经的，有的时候，就是“呯”的一声座椅倒地的声音，让我还魂有方。那是坐在最后排的同学，在同样的昏昏欲睡中摇晃着自己的座椅，苏州将到未到之时，就直挺挺地摔了下来。然后，一阵哄笑，赶走了磕睡，而老师大概也乐得有人解除这种无人听讲的赅尬，从来不加责备。只是我向来坐第一排，永远不晓得后排发生的事，每次心怀感激地回过头去，大家都早已端端正正地坐好了，至今也不晓得，我应该感谢的是哪一位。
儿子的老师常常告状，上课思想不集中。心里明白，这个毛病是来自他的妈妈，也是他这样的年纪，几乎没有一节课可以做到始终认真听讲，每次听个大概就再也难以集中精神了。因为坐在老师眼皮底下，象ＮＮ那样讲废话是不敢的，只好让自己的思绪暂且脱离了那个躯壳，或者，就在草稿纸上描摹起老师的样貌，动态（不敢有对老师的不敬，只是抬眼所及，只有老师）。多数时间也就是自娱自乐，偶尔得意，也会在周围传阅，终于有一天，语文课上又故伎重演，当那张烂兮兮的小纸片传到后面的时候，被老师当场活捉了，记不得老师的名字，但老师的样子还是那样清晰。老师还是宽宏大量的，只讲了句：还蛮像地。。。
南模的六年过得平庸而单调，用立邦的话讲：住得离学校这么近实在是老大的损失，阿拉每天放学走半个钟头回家，一路上不晓得要发生多少好白相的事体了。。。不过，算起来我还不是住得最近的，最近是王，就在学校对面的弄堂了，也就是我们长跑的时候经常要穿的那条弄堂。去年聚会问起她，伊讲伊的哥哥现在还住在那里。弄堂口有家胭脂店，课间会溜去买一角三分一块的奶油巧克力，或者喝２角一瓶的桔子汽水。假使想吃牛肉干猪肉干那就要跑去武康大楼下的食品店了。
武康大楼建于１９２４年，旧称诺曼底公寓，像一条巨轮斜斜地泊在淮海路武康路的那个转角。门厅处依旧是光滑的水磨石地面，拉闸门的电梯大概已经不在了。底层的拱廊里除了食品店还有药房，洗衣店，最有名的大概还是紫罗兰美发店。自幼，我的头发都是在那里打理的。不过，上大学以前，都是在男子部剪的。剪个游泳头只要很短的时间，常常是隔壁椅子上修面的还没有起来，我已经吹干回家了。
食品店几年前就没有了，现在是中国银行的自助银行。紫罗兰也关门了，招租的牌子立在那里也好些日子了。。。前些年在东侧，１９３０建的新楼底层开了家ＡＲＣＨ，讲不出东西有多好吃，还是会时常去坐坐。
武康路，兴国路的转角老早有个小小的裁缝摊，摊主小李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华光中学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不想像他的父亲那样在２６路电车上做个买票员，于是就有了这个裁缝摊。那时候，商店里难得有漂亮的衣服卖，自己扯布做衣服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小李聪明，手艺又精巧，生意一直都是很好的。等我大学毕业重新回到这里的时候，他已经有了自己的店。
小李的店在淮海路的兴国路，华山路之间，他讲是用自家的住房换的这一间门面。他的顾客也老早不是从前的穷学生，上门的有明星，老克勒，还有领事馆的官员。再后来，小李在虹桥开了厂，每年的订单都是莫老老的，只是念旧的小李一直都没有关了这间店，每个礼拜六的下午他依旧在那里等候他的老顾客。
由小李的店往华山路走几步就是圣匠坊了。质朴、浑厚、率性、逸趣，像极了它的主人徐老师。徐老师曾经是我的美术老师，后来出国学习家具制造，回来就开了这间圣匠坊。认得徐老师是在四平路的校园，再见却是好多年后的淮海路。。。
